摘 要:围绕中国伦理学的当代重建,对“中国伦理学”的沉思需要从学科形态、方法进路与时代回应三个层面展开。“中国伦理学”须自觉区分中国伦理思想传统与中国伦理学术形态,后者需要在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视野下完成现代转型,投入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同时,借助“厚概念”这一方法论工具,可将“道”“德”这类融合描述性与评价性、承载历史语义积淀的中国传统范畴,以保留其厚度的方式带入当代问题语境,使之与西方伦理学展开平等对话与互鉴校正。此外,人工智能的崛起改变了伦理问题的生成方式,要求伦理学从事后解释走向事前引领,从单一学科的规则演绎走向超学科的实践共识,并以“生生与共”取代静态的“价值对齐”。尤其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善之总纲”,以美德培育为路径,以情感维度的感通为纽带,为人机共生划定技术发展不可逾越的价值边界。“中国伦理学”的建构既是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也是中国智慧在参与解决人类普遍问题中成就自身独立形态的时代之思。
摘 要: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是推动人文经济学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人文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在现代化进程加速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出发,系统探讨文化遗产传承与文化保护产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文化遗产传承与文化保护产业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探索推动文化保护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文化遗产传承是文化保护产业发展的价值根基,而文化保护产业则为文化遗产传承提供物质支撑与活力源泉。二者的良性互动需要坚持保护优先原则,构建多元参与机制,促进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最终达成文化价值保护与经济价值创造的统一。文章提出“文化保护产业”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旨在为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开辟一条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实践路径选择。
摘 要:虚无主义是对现代文明本质的一种理解,深刻揭示了意义空场与价值迷失的现代性症候。马克思虽未直接使用过“虚无主义”这一术语,但其思想中蕴含着对虚无主义的深刻诊断与革命性超越路径。马克思对虚无主义进行了三重深刻批判:他驳斥了将历史视为抽象范畴演绎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超阶级的“普遍性”道德的道德虚无主义,指认资本逻辑与抽象价值对个体的剥夺与统治的价值虚无主义。这些批判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现实,以破解虚无主义的发生机制,并指出克服虚无主义不能依靠观念领域的价值重估,而必须通过颠覆其赖以存续的社会经济基础来实现。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三重批判,无论是对于理解和把握虚无主义的实质,还是对于审视与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化挑战都具有重要价值。
摘 要:马克思劳动正义论有一个逻辑构成:其靶心指向是资本正义、理论前提是劳动价值论、理论核心是分配正义、终极指向是劳动解放。人工智能为马克思劳动正义论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和理论拓展的可能,也即产生了赋能效应。人工智能技术若能被人类合理运用,可以促进劳动解放。当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也对马克思劳动正义论构成多方面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论适用性危机、传统阶级分析范式危机、产生劳动异化的新形态、分配正义的复杂性升级等。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新情况新实践,需要深化对马克思劳动正义论相关问题的认识,包括劳动与价值创造、阶级阶层分析与剥削机制、异化劳动、社会价值公平分配机制等。
摘 要: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化引发了社会系统的功能性整合与个体存在的意义性疏离之间的深刻张力。这一社会整合危机的生成逻辑与破解路径,已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历经四代理论家的持续探索,形成了关于现代性社会整合的批判性理论谱系。以精神与身体的辩证关系为主线,可将其社会整合思想提炼为四种层层递进的理论范式:总体性批判范式、程序主义交往范式、承认伦理范式与具身性实践范式,从而揭示其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整合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其演进过程亦逐渐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以精神与身体的辩证关系为切入点审视该学派社会整合理论的贡献与限度,有助于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脉络,也为回应和反思当代社会整合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镜鉴。
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带来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与科创攻坚的焦点。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力效应能够为共同富裕准备坚实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能够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成为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随着人工智能进入技术攻坚、应用深化、生态重构的发展新阶段,要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偏向性可能扩大收入差距,人工智能资本化可能造成劳动新异化。未来,依托好人工智能赋能共同富裕,既应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也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确保人机共生,还应坚定制度自信,进而在制度优势中实现共同富裕。
摘 要:数据赋能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生态环境智慧监测通过嵌入数字技术重构了企业环保监管格局。文章基于2017—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以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试点工作方案》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对企业环保违规行为监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智慧监测显著提高了对企业环保违规行为的识别与惩处力度,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公众环境监督较强以及算力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一正面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对企业环保违规行为识别与惩处的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此外,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在实现对企业环保违规行为有效惩处的同时,也从绿色生产效率维度提升了企业绿色化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摘要:地理距离对国际贸易的阻碍效应并未随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减弱,“距离之谜”因而持续存在。现有研究多从单向信息改善或数字鸿沟扩大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而相对忽略买卖双方信息条件同步改善的作用。文章将企业加入跨境电商平台视作双向信息改善的外生冲击,基于CEPII、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与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合并数据,考察跨境电商对企业贸易距离及贸易距离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扩大了企业出口市场的地理跨度,使企业平均贸易距离扩大了7.5085%。跨境电商主要通过降低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来扩展企业贸易距离,这一促进作用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跨境电商降低了贸易距离弹性,显著削弱了地理距离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同时,企业出口市场边界向两端拓展,进入近距离市场的门槛降低,进入远距离市场的能力增强;尽管商品单价有所降低,但销售数量的增加仍推动总贸易额实现显著增长。文章从信息改善方向性的角度为“距离之谜”提供新的解释,也为完善跨境电商政策、提升企业国际市场拓展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 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对陈某泽诉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给付抚恤金争议案的(2024)苏0812行初468号行政判决,应用《民法典》关于胎儿民事权益保护的规定,回溯性确认父亲工亡时尚未植入母体的人体胚胎具有准胎儿的地位,享有请求给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权利,撤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不予支付决定书》。对这一行政争议判决在私法上进一步引申,就能够确定人体胚胎在具备必备要件后转化为准胎儿,准用《民法典》关于胎儿的法律规定,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享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益。
摘 要: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在赋能人权保障的同时,也可能侵蚀着人权边界,损害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侵害人的尊严。算法实现人权呈现双重面向,需要通过价值引领、法治规制与实践调适实现向善引领。价值、法治与实践三个维度层递结合,共同推进算法运用更好实现人的尊严,强化人权保障。算法实现人权的向善引领体现在以公平、正义、自由价值为算法运用确立明确的价值目标,减缓算法运用的利润追逐;法治规制体现为以具体场景中算法解释权的规制及法律规范的完善,实现算法运用的实质公平;实践调适则以算法解释权为核心,分别围绕个体权利保护、群体平等保障和普惠性人权实现,构建层次化的算法解释机制。价值、法治、实践三者结合,实现算法保障人权的向善目标。
摘 要:刑事司法数据安全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数据的“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但在数字时代,刑事司法数据的深度处理与安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张力。刑事司法数据收集、共享、分析等数据深度处理环节存在显著的数据安全风险。面对上述风险,有必要确立以私权保障为核心的刑事司法数据安全治理思路,从权利确认、义务对应与权力制约三个层面构建刑事司法数据安全治理框架。通过赋予数据主体数据访问权、算法解释权、更正权与删除权等数据权利,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治理机制,从而实现数据利用与数据安全的动态平衡。
摘 要: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医疗流程,正在瓦解以医患二元对话为核心的传统知情同意结构,使健康自主原则面临结构性变迁。在知情层面,算法黑箱与数据垄断导致医生处于技术不知情、患者处于过程不透明的双重困境。在同意层面,同意对象模糊、内容复杂、流程被动等使得患者的同意流于形式。由此引发法律层面数据处理风险外溢、责任体系落空、权利保障失效等问题。对此,应以人类优先为底线,把健康自主重塑为贯穿诊疗全程的原则,同时构建能动知情和动态同意制度,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尊严与权利。
摘 要:个人信息自我管理是个人基本人格权等个人权益的重要体现。虽然实践中存在个人先前谨慎态度与其后同意行为的不一致情形,产生同意瑕疵,但两者分别对应抽象层面的价值判断与具体场景的风险决策,其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情境下风险认知的变化。对于个人信息自我管理的同意瑕疵进行规制,应当认识到同意行为的复杂困境与自我管理的深层障碍,并兼顾个人同意的自由价值与内在缺陷。具体完善措施包括:一是结合个人自由意志与家长式规范的两个维度对同意规则进行解释论重构;二是扩张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义务的内容,包括忠实义务与外生风险防控义务;三是增加行业机构的补充管理。
摘 要:“率意”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魏晋以来,阮籍、嵇康以率意纾解苦闷压抑,树立特立独行的风操,陶渊明、谢灵运赋予率意返归自然之新义,陆机、刘勰在文论中阐发率意的创作思想,都彰显了士人以率意追求自由无待的审美境界。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与率为期”,强调创作的自由态度与精神旨趣,直接启发了宋代欧阳修、梅尧臣融精思于率意以及苏轼尚自然、贵自由的诗学思想。在明代以来复古主义诗学盛行的语境下,率意从率真、自然的褒义色彩逐渐滑向草率、轻率的贬义取向。同时明代谢榛、顾起纶从正面理解率意,清代表枚以率意反抗礼教,采取直抒性灵的创作态度。率意范畴的嬗变呈现创作者将行为与行文融为一体的思想文化特点,体现了古代文论深厚的人文意蕴。
摘 要:“五四”新诗运动所引发的句法变革,深度参与了中国诗歌感知与表达时间方式的重构。古典诗歌在“以句法就声律”的格律规约下,通过均齐句式、意象并置与循环韵律,构建了周而复始的意境化时间模式。中国现代诗歌则以句法自由化、语篇逻辑化、节奏开放化、分行视觉化的四重文体革新为路径,形成了一种以线性发展、心理内省、结构多元为特征的现代时间意识。从“以字炼意”的规则句式到“以句表意”的自由句式、从“意象并置”的字词思维到“语义联结”的语篇思维的主流诗学转型,不仅实现了诗歌文体的现代解放,更是现代主体的时间体验与精神反思在语言层面的结构化呈现。现代汉语句法作为新诗建构时间经验的核心手段之一,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诗歌的时间表达范式,为确立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中国现代时间诗学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路径。
摘 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应时革新的《东方杂志》以其全新的文艺栏目,在小说、戏剧、文学批评诸方面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唯于白话新诗,付之阙如。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以新旧文学之对立或新旧立场之调和来解释。事实上,《东方杂志》一度热情地刊发诗论,引介西方诗歌,明确表示对白话诗体的受容立场,并传达出以唯美、想象、情感为内核的新诗理念。这一理念源于中国传统诗歌审美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引与榫合,不啻为新诗“纯诗化”方向的先声,但却与以革新启蒙为正鹄的初期白话诗潮产生矛盾,并最终使《东方杂志》悬置了新诗。新诗的悬置是《东方杂志》与初期白话诗潮分途的结果,其过程既折射出初期新诗理念的多元碰撞,也反映了诗歌文体在文学现代转型历程中的复杂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