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学研究有不同的方法或类型,既有一以贯之的“刺猬”型,也有见机行事的“狐狸”型。“狐狸"可以区分为“大狐狸”和“小狐狸”:“小狐狸”知道一件小事;“大狐狸”知道许多小事。“刺猬”可以区分为“强刺猬”和“弱刺猬”:“强刺猬”通过知道许多小事而得知一件大事;“弱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而不知道任何小事。丹托属于“强刺猬”,黑格尔属于“弱刺猬”。无论是“小狐狸”还是“大狐狸”,“弱刺猬”还是“强刺猬”,这些研究方法或类型有优劣之分,但任何一种方法或类型都有其价值,不同学者有不同的选择,同一学者在不同阶段也会呈现不同的选择倾向。
摘要:“喜悲融正”美学风格的生成同当代心理褶皱状况有关。心理褶皱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心理结构,是指当前社会人们的心理好比处在多重元素相互交融、折叠、叠加的状态。当代中国艺术中“喜悲融正”美学风格的生成,归因于适应流动型社会认同困窘的化解需要、为当代社会提供本土悲喜交融传统滋养的需要,以及受到跨媒介环境持续激荡的影响等。对此,可以借鉴鲁迅、阿甘本等中外思想家相关理论遗产来理解。心理褶皱的基本特征在于日常性与超日常性交织、意识性与无意识性相悖逆、具身性与主体间性相协同、跨代际和合、多重情感相叠合等。当代观众出于化解积压心底的个体人生认同困窘的愿望,愿意鉴赏悲喜正交融的艺术美学风格。
摘要:建构中国古典艺术学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任务,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这一学科建构的提出,既是对古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古典艺术主体性的坚守与彰显。其建构目标是创设一种“可生长的传统”,使古典艺术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活水源头,在与历史对话中开启未来。据此,文章从四个方面做深入探讨:一是中国古典艺术学内涵及建构意义的认识;二是中国古典艺术学治学理念与方法的认识;三是建构中国古典艺术学的必要性认识;四是建构中国古典艺术学的时代性认识。围绕这四个方面问题展开的讨论集中到一条主线上,就是阐明建构中国古典艺术学的主张是立足于古典艺术的承继、传统艺术实践的秉承、中华艺术精神的传递这一现实目标之上的。这同样是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是紧扣时代特征,积极借鉴古典艺术的有益贡献,也提升了传播中华文明之艺术经典成就的话语温度和接受效度。
摘要:2022年度新版“艺术学”一级学科,含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艺术学”一级学科调整及其中国内涵建设,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中国艺术学自古至今“史论评”研究人才辈出,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成熟、系统,这些思想光辉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从“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绘画、书法"等“门类艺术学”到“一般艺术学理论”的“历史、理论、评论”,均有传世名著,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艺术学”一级学科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从思想观念、知识认知领域等诸多方面,回归认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文人”身份的内涵和本质。即,当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应该根植于中华文明、文化的学养和修为沃土之中,这也是我国大学的先生们实现成为“大先生”目标的必由之路。
摘要:现实的生产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可以把现实的生产力分解为具体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本质是劳动生产力,数据只有进入人类的劳动过程才能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数据生产力通过数据与生产力三要素的深度结合而形成,其通过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数据生产力通过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宏观层面,数据生产力通过与自然生产力相结合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数据驱动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在中观层面,数据生产力通过与资本生产力相结合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了新产业和新的资本形态的出现;在微观层面,数据生产力通过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塑造了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在企业中相结合的新模式,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数据生产力具有创新性、协同性、高效性和绿色性。数字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全面理解实数融合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而数据生产力就是阐释这一机理的关键因素。数据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变革的直接推动力。
摘要: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消费型社会。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对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分析,指认了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全面解析了生产之于消费的起点、中介和决定作用,以及消费之于生产的促进、形塑和完成的价值作用。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为解秘和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生产和消费异化提供了科学的原则立场和方法论遵循。循此思路和方法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资本和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延续和巩固了资本逻辑的核心化逻辑。在此前提下,数字技术展开了对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形式化再造和形塑,资本逻辑的赓续和数字技术的加持偏离和夺舍了真正意义的数字生产,助力了消费社会的转型升级和消费主义的总体化侵浸,造就了优化诱导消费、加速淘汰消费、即时冲动消费、举债透支消费和虚假操控消费等消费异化的新表征和新样态,加剧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冲突和矛盾。归正被夺舍的数字生产和扭曲的消费异化,需要在超越资本逻辑全面宰制的前提下,回归生产和消费的本真意涵,使生产和消费的复归满足人的真实合理需要,助推人的解放和自由个性的全面主体化发展。
摘要:在量子人工智能和脑机融合迅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的主体性理论面临着根本性挑战。对自古典哲学至当代“主体性"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的回顾,可以发现主体性概念的中心思想始终围绕着意识归属、因果自主性、伦理责任等三个方面展开。随着量子人工智能引入非经典逻辑和概率结构,意识的生成机制和归属关系被重新塑造,主体性赖以成立的认知和本体论基础也被动摇了。通过分析量子智能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非因果性与不可预测性,可以揭示出意识归属呈现从人类个体向人一机一环境复合系统扩展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该研究提出量子、生物、技术三者协同的扩展主体性模型,在跨系统协同的过程中对意识、意向、责任的产生机制作出新的理解。此外,该研究还进一步提出未来哲学自我的新图景,指出哲学的任务是敞开自我和意识的可能性,而非满意于固守在传统概念的边界之内。
摘要:AI的agent范式下的三个核心概念agent、agency、action来源于西方哲学。对照唯识学思想,可以发现AI的agent-agency-action关系与唯识学中的本识—种子—现行关系在结构上是同构的。agent如同作为万法载体的本识,是整个系统的基础(体);agency如同储存于本识中的种子,是内在于agent的、待激发的潜能与能力集合(潜在用);而action则是agency在特定条件下被触发后的外显活动,如同种子的现行(显现用)。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相互依存的闭环:agent作为体承载并体现为agency(潜在用/因);agency在特定条件下(缘)驱动产生action(显现用/果);action的结果通过学习与反馈机制反向熏习并更新agent的内部状态从而创造或调整其agency。由此可以得到AI的基于唯识学的agent-agency-action 框架,构建AI的唯识式agent模型。
摘要:当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在认知架构上仍然是以计算表征范式为主。在该范式下,“计算"在人工智能中被视为“智能”,在认知科学中被视为“认知”。这意味着,不论是“智能"还是“认知”,在计算表征范式中都是基于“计算”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计算"(包括算法)在计算机中才能够操作。因此,如何建立人工认知的计算范式、弄清其运作机制是目前人工认知研究的重中之重。米拉的人工计算理论为解决此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还不够。若将人工计算理论与适应性表征相结合,进一步弄清人工计算的物理层次、神经生理学符号层次和知识层次相互作用的机制和适应性表征特征,则计算范式将成为一个可解释的、有前途的理论。
摘要:明中后期经济社会的变化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官方的救助体系日趋崩溃,这为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介入地方公益事务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借用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来讨论晚明士绅阶层热衷于参与地方慈善活动的深层次诉求,文章认为,明末以士绅为主体的慈善活动在表达其赈贫济弱的话语背后,隐含着地方精英对他们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的支配能力以及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地位的期待。上流社会通过善行获得了可观的文化资本,据此可以彰显并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社区领袖地位以及在地方事务中的支配能力和话语权;而中下层士绅则希望借此扩展他们的社会网络和社区影响力,并试图在一个地域社会的层面分享权力。
摘要:科举制绵延1300余年,对传统中国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尤为惹人注目。接续利用量化方法研究科举人物履历的传统,根据《通静二库题名录》建立清代南通和海门两县(学)6486名生员数据库,研究发现,在科场上,生员层次的社会流动性(阶梯宽度)要高于举人和进士层次,但士绅家庭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各个层级的概率和通过时机上,普升阶梯实际上在逐阶地收窄。在官场上,由于入任以获取中高级科名为前提,那些跨过科举门槛的平民家庭士子们,在入仕率方面并不显著低于生监和士绅家庭出身者;不过士绅家庭出身的举人更易获得中高阶官职,且就任州县官等重要职位,而平民和生监家庭出身的举人则更易就职州县教谕、训导等学官。综上,从科举和仕途两方面,文章基于一个地区的生员总体,首次提供一幅清代士人完整的科举仕进图;同时说明,科举确实提供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家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托举子代通过科举获得更高科名上,家世较难在入仕方面提供直接帮助,但不影响其隐蔽地起作用。
摘要: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已成为国家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关键任务。当前,中国职普融通面临多重挑战: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地位上尚未实现等值、在结构上缺乏横向融通与纵向衔接机制、在社会认知上存在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仍存在适配性不足等。在此背景下,深化职普融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成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改革命题:职普融通的六维价值意蕴涵盖国策所指、发展所需、改革所要、民生所求、民心所向、时机所迫;基于“观点辨析一特性把握—体系构建”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洞察职普融通系统建构的逻辑理据;以高中阶段为关键枢纽的推进策略,可向下衔接义务教育阶段的职普渗透,向上贯通高等教育阶段的产教融合机制,从而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普融通体系;通过加快推进国家资历框架的制度建设,可为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生态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摘要:智能时代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资源,但也容易导致教师专业发展陷入困境。对信息化媒介的不当使用,容易导致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淡薄;对智能化平台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教师专业思维的扁平化;对智能化监管的滥用,容易导致教师专业自主性的消退。破除教师专业发展现实困境的方式不能只聚焦具象化路径,也应注重文化进路。在智能时代下,教师专业价值和专业发展有效性的提升对文化有着更强的诉求。为此,应以智能资源的监管和建设为引领,凸显文化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激励性;以智能化引导和教师教育改革为载体,凸显文化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浸润性;以大数据支持和教师评价的优化为依托,凸显文化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持续性。
摘要:教育家精神引领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改革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引擎、为高质量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精神支柱、为服务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能。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改革厘清了推进脉络,应在教师教育改革中以情怀性为根基强化教育使命与责任共鸣,以实践性为核心倡导知行合一与知识在地化,以创新性为动力注重素养提升与现代化能力培养。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改革的未来路径需重塑师德建设目标以强化使命担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契合时代诉求,深化实践育人内涵以培育教育情怀,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以营造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