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阅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性工程。2026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全民阅读活动周”设立,推动全民阅读从社会倡导向法治化、制度化转型。基于上述背景,文章提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全民阅读的时代方位与实践路径;同时指出全民阅读正面临深刻变革与全新挑战,包括配套保障机制不完善、浅层碎片化阅读普遍、优质原创内容供给不足、算法与AI形成信息茧房等。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五条推进路径:依托法规完善长效保障,深耕精品内容创作,处理好传统阅读与数字化阅读的关系,针对青少年群体落实分级阅读并兼顾各类群体,兼收古今中外阅读理论与实践经验,以期全方位促进全民阅读提质升级,推动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
【摘要】在全民阅读辐射面不断拓展、影响力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编辑阅读不仅关系到编辑队伍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而且成为出版业内容供给能力、阅读引领能力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围绕编辑应读什么、怎样读以及阅读如何转化为职业能力展开论述,提出编辑阅读应兼顾经典文本、时代性重要文本、非经典文本和业务文本,并处理好制度规划与个体选择、深阅读与浅阅读、线上与线下阅读的关系,最终服务于编辑素养提升与精品出版物生产。
【摘要】当下,数智技术发展迅速,给学术出版带来不少挑战。文章指出,对数智化背景下学术出版变革的考察,应聚焦数智技术的动态赋能对学术出版生态体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推动学术出版的本质即知识服务水平的提升。学术出版数智化演进的目标是通过持续提升知识服务的供给、互动及场景适配,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在这一进程中,数智技术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物质性,还取决于人对技术的感知以及技术运用的环境,三者互动构成了数智技术的媒介可供性。文章基于媒介可供性的理论内涵及维度概述,剖析了数智技术赋能学术出版形成的可供性在生产、社交及移动三个维度上的具体表现,其与学术出版核心流程和业态创新的深度耦合,以及对知识服务水平提升的推动作用,并分析可供性各维度的现实限制及其对知识服务的影响,进而提出提升可供力的针对性举措,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持续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摘要】在数智经济时代,学术出版正经历从内容提供向知识服务的转型,学术增强出版作为这一转型的关键实践领域,其发展态势与优化路径成为出版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依托平台技术融合,国际学术增强出版已形成商业出版集团平台化整合、学会出版社学科定制化、大学出版社开放创新三类创新模式。反观我国,学术增强出版实践呈现接受度低、碎片化、质效不高等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本土化模式。导致这一困境的核心因素,在于学术增强出版标准体系不统一、投入产出结构失衡、版权保护机制不健全。为此,我国应从制定统一标准、优化资源保障体系、构建版权风险防控机制三个维度入手,推动学术增强出版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回应知识服务转型的时代要求。
【摘要】随着出版业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学术期刊智慧出版形态逐渐明晰,其知识服务模式和边界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拓展。文章通过分析学术期刊在提供知识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制度设计、内容整合、多元化发展、数据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认为智慧出版驱动学术期刊的对象、环境、流程、利用方式等发生变革,拓展了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形式与边界,使学术期刊从单一化、静态化的数字内容服务转向多样化、个性化、动态化的大数据知识内容服务。因此,文章结合当前学术期刊智慧化服务的成功案例,提出学术期刊应构建更加前沿、科学、进步的知识服务数据智能模式,进一步释放知识数据要素潜能、激发数据价值活力、优化知识服务场景化体验、构建知识服务生态系统,实现知识内容价值的多维拓展与智能精准服务,形成数智时代下的学术期刊知识服务新图景。
【摘要】在数字媒介语境下,如何对中华文化进行媒介化编码,已然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文化转译命题。相较于其他媒介形式,游戏不仅创新了文化转译的媒介方案,而且拓展并形成了文化转译的程序范式。文化的程序化编码,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基于规则的意义生成模式。文化类功能游戏基于“规则—行动—反馈”的循环模式,将预设的文化知识、观念或价值嵌入游戏规则之中,从而赋予文化一种可感知、可体验的意义形式。从程序修辞视角来看,功能游戏的文化编码规则主要沿着三重程序逻辑展开:一是符号要素层的程序规则,具体包括道具维度的符号转译、行动维度的操作转译和目标维度的任务转译;二是情景结构层的程序规则,具体体现为五种情景要素,即空间形态、符号系统、角色主体、行动路径、游戏价值,共同参与文化意义的动态建构与生成;三是事件序列层的程序规则,主要包括事件单元的组合机制、文化出场的融入机制和价值实现的反馈机制。
【摘要】当下,网络游戏蓬勃发展,作为“新三样”的核心构成,其被学界广泛热议。文章引入个体媒介记忆理论视角,构建“媒介记忆—感知价值”互构分析框架,探究玩家长期游戏行为中的价值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个体媒介记忆在初期是建构情感联结、认知增益与消费信任的价值锚点,但后期却因商业逻辑的介入而发生结构性感知偏差,具体表现为流量导向的角色叙事断裂、工业量产引发的认知图式停滞、算法博弈导致的信任契约崩塌,以及社群生态的原子化孤立。这一异化过程反映了商业逻辑通过技术中介对个体意义空间的结构性侵蚀。基于此,文章提出构建“国家—产业—玩家”三维协同体系,通过赋能玩家参与文化共创与秩序重构,修复个体媒介记忆的公共性与连续性,最终实现网络游戏产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协同发展。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深度渗入,媒介交往的时空偏向结构、资料分配方式与主体位置关系得以重构,文明形态由以传统媒介物质性为基础的形态向整合并重组媒介物质性的数字文明新形态演进。数字媒介交往在时空组织、资料分配与主体关系上推动了新文明形态的生成,但与之相适配的文明观并未同步转型。数字文明新形态下的媒介交往实践与文明指导观念间的失配,取代“时间—空间”矛盾,成为当前人类文明转型的核心矛盾。文章基于媒介物质性与交往属性的辩证关系,梳理传统时间偏向、空间偏向的矛盾逻辑及文明观的生成机制,剖析数字文明新形态下媒介交往在时空、资料与主体维度的重构路径,以及传统文明观与数字文明新形态发生失配的根由。在此基础上,从全球文明倡议中提炼并建构以“和合共生”为底色的文明观,为数字文明新形态下的媒介交往实践提供指引。
【摘要】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是较早提出媒介本体论设想的德国学者,与德国早期的技术哲学家卡普等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在人与非人关系的框架内讨论媒介本体论,而是从存在论角度建构媒介本体论。为了说明媒介之外别无它物,基特勒不仅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讨论什么是媒介,而且试图从福柯的历史断裂观出发,强调“一切的历史说到底不过是媒介史”的立场。由此,基特勒完善了其关于“媒介即世界”的本体论构想,这成为当代媒介本体论最重要的取径之一。不过,由于看到了控制论与计算机媒介“一统江山”的可能性,基特勒将作为媒介物的计算机媒介当作媒介本身,认为计算就是统一质料与形式的完美手段,导致其掉入媒介先验论的陷阱,而这也招致了多位学者对他的批判。如果基特勒的对话对象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柏拉图和他晚年的“第三个种”的宇宙观,基特勒的本体论思想可能更有说服力。
【摘要】生成式AI的兴起对现行著作权体系带来巨大冲击,使创作、作者身份、原创性等著作权核心概念的内涵变得暧昧难明,并动摇了著作权传统运作规则的有效性。文章通过爬梳著作权语境下的“法律—技术”互动框架,发现模型训练数据所引发的侵权纷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而是过去一个多世纪司法实践区别对待作品的机器使用与人类使用的双轨逻辑,因模型生成能力不同而失衡的表现。当机器兼具“读者”与“创作者”的双重角色,媒介技术史上循环上演的技术恐慌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如何界定模型生成内容的法律地位与权利归属,成为亟待回应的课题。文章就此提出两种边界调适方案:一是合理学习原则,主张将AI训练过程中的数据使用视为功能性数据使用,进而给予AI企业有条件的著作权豁免,以增进社会福祉;二是创设AI生成权,为经由人类实质性引导而生成的AI作品提供专有权利保护,为AI生成内容产业发展提供清晰的法律保障。
【摘要】民国后期,中国工业在战后复兴与时局动荡的双重背景下,面临原料短缺、市场萎缩、技术滞后等多重困境,产销内循环成为企业维持生存、实现发展的核心路径。此时,作为企业自主掌控的媒介载体,期刊的传播驱动就成为企业突破困境、实现产销调适的关键推力。企业期刊作为知识传播媒介,通过引介工业科技信息、推广内部技术经验,助益知识的扩散与复用,促进了企业生产体系的运行;作为企业形象宣传媒介,企业期刊围绕核心产品展开技术与品牌宣介,增强市场认知与信任,服务于企业产销活动;作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动员媒介,企业期刊调整传播策略,强调增产保供与服务民生,以企业生产实践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文章以西北实业公司1946年至1949年出版的两本期刊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加速内循环的传播实践,为洞察近代中国企业期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鲜活案例和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