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虚无主义成为了一种真正的时代问题。对克服虚无主义问题的探讨引发了哲学界的思潮激荡,孕育了以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寻求解放之路的问答。在《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进行了基于世界观、社会观、自由观三重维度的批判。他深刻总结并阐明了海德格尔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误世界观、高度片面抽象化的缺憾社会观、非现实性解放的幻想自由观。由此,卢卡奇揭示了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的理论局限,点明了存在主义作为解放道路的内在缺陷。这种批判探究了实现解放与自由的现实道路问题,回答了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间抉择的世纪之问。虽然存在一定的受制于时代的误读与局限,卢卡奇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仍能为探讨人类解放的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
摘 要:朱震的学术生涯横跨两宋,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嬗变无疑占据了两宋道学传承与转折的枢纽位置。他对象数易学的体系性建构既是对北宋道学(或易学)的总结性发展,亦可说是南宋道学复兴的先驱。在总结过往易学传统与建构全新易学理论的过程中,朱震不可避免地与周敦颐及其易学形态发生了交涉。在他所建构的易学谱系中,周敦颐处于枢纽位置:一方面,通过穆周授受将周敦颐关联于象数易学;另一方面,则通过周程授受以及周程对《太极图》的阐发明确了象数不过是穷尽圣人义理的工具,象数与义理本就是一个整体。在思想层面上,朱震不仅重新接续了周敦颐与邵雍对“太极”的关注,也自觉吸收了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型以及以“性命”贯通天人的重要传统。朱震全新的易学理论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完成的。
摘 要:在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时代浪潮中,资本主义将人工智能描摹为可以修复生态危机的“奇点技术”,由此编织出“智能拜物教”的绿色神话。经人工智能“漂绿”后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的绿色幻象,以致人们开始怀疑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是否在人工智能时代遭遇了认识论“断裂”。实际上,资本主义“智能拜物教”并未跃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视域与分析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看,人工智能仍然需要遵循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基本规律;从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态—政治经济学分析看,受资本逻辑主导的人工智能不断强化生态剥削;从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生态解放愿景看,“智能拜物教”加剧了资本主义生态矛盾与阶级矛盾相叠加的态势。因此,停留于人与技术表象关系层面的技术进步,并不能消解资本主义的永恒生态困境。只有以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为前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才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应然之举。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活跃在网络平台幕前的主播、博主、写手、游戏陪玩师等数字情感劳动者已然将平台视为重要的职业发展平台,期望借此实现财富积累、个人价值认同与工作自主性。然而,该群体面临着在生存焦虑驱使下被动遵循资本逻辑、因情感持续公开展演而陷入职业倦怠、在流量恶性竞争中出现情感麻木与自我疏离、因价值认同体系失效而陷入意义贫困与虚无感的精神困境。其根源在于情感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情感资本主义通过美化劳动剥削、制造并操纵用户情感需求,并在根本上收编劳动者情感的主体性以维持自身再生产。劳动者深陷其中,揭示了情感资本主义运作机制对数字情感劳动者精神世界的系统性侵蚀。
摘 要:新《公司法》第163条明确将股份有限公司纳入财务资助禁令规制范畴,却对有限责任公司是否适用保持沉默,这无法解决司法实践对财务资助的裁判标准长期不一的问题。代理成本理论为豁免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助禁令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空间,但无法规避财务资助的内生性和外缘性风险。由于财务资助行为具有经营与分配的双重属性,且与其他资本流出行为存在重叠之处,需要引入偿债能力测试对具有违法性的财务资助行为进行规制从而防控风险。在认定标准上,遵循“衡平测试优先、资产负债表测试兜底、资本充足率测试辅佐”的标准。在权责配置上,将财务资助决策权归属于董事会并强化信义义务,同时赋予债权人撤销权,实现融资效率与债权人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规范衔接上,以“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辅以“交易目的测试”区分财务资助与关联担保等其他资本流出行为,从而防控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助的风险。
摘 要:在申诉求决类信访与申请行政履职交叉案件中,全国法院普遍采取“关联合法私益”与“法定处理职责”的两要件审理思路。基于对全国三级法院近五年27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上述“关联合法私益”要件杂糅了多种理论学说,体现出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却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存在不足。具言之,域外的保护规范理论根植于“主观诉讼”假定,但我国的行政诉讼呈现“内错裂”状态,因而在理论上难以直接适配。尤其在有奖举报等公私利益交融案件中,该理论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也面临现实障碍。与此同时,本土的“直接联系论”和“实际影响论”则又对反射利益的识别力有不逮。二者弊端的叠加,导致“关联合法私益”要件的僵化。因此,有必要以类型化思维对现有理论框架与审查路径进行整理,努力形塑出“私益保护常规型”“私益保护特殊型”“公私利益交融型”的类型化审理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利害关系→诉的利益”的司法审查体系链,对此类案件属于信访事项还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予以综合判断,促进“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与行政审判服务社会大局的功能实现高质量的融合发展。
摘 要: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的重要类型之一,相关案件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观察司法实践,该诉讼仍存在诉前公告程序虚置空转和诉讼审理程序运行肆意,及诉讼辅助程序展开受阻等程序运转不畅情形。相关法律制度储备不足是构成该程序运转不畅的制度成因,而关键原因则是在理论研究层面尚未厘清此类诉讼所涉及的民刑关系。鉴于“先民后刑”“先刑后民”“民刑并行”三类案件处理模式与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间不兼容,以“刑—民—刑”作为此类诉讼的案件处理模式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以“诉前公告程序为主、其他前置程序为辅”配置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诉前前置程序,并强调诉前前置程序启动的审慎性。就诉讼审理程序而言,一要从规范化明晰和程序性保障两方面出发落实诉讼请求的精准化,二要通过构建具备阶段性、附带性等特色的证明标准,以及夯实“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完善正当合理的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制度。
摘 要: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升海外投资效率已成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亟待破解的核心议题。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探究华商网络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华商网络能够显著提升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信息不对称和跨国交易成本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高管海外背景(尤其是海外工作背景)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目的国是邻国或企业国际化经验高的情境下,更有助于发挥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在华商网络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当目的国不是邻国或企业国际化经验较低时,更有助于发挥高管海外背景(尤其是海外工作背景)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道国为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发达国家、企业为国有企业或制造业企业时,华商网络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揭示华商网络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赋能效应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也为中国跨国企业提升对外投资质量和实现全球化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指引。
摘 要: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入境旅游发展,这不仅是促进消费的经济举措,更是展示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华侨华人是我国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市场,也是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以东南亚华侨华人赴穗游客为研究对象,探究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对游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对华侨华人游客的游后行为意向均有积极影响;2)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与游后行为意向间扮演部分中介角色,且认知形象的直接效应大于其通过情感形象的间接效应,呈现“认知驱动为主”的特征;3)检验旅游目的地形象经典理论在华侨华人群体中的适用性,并揭示中华文化认同在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高认同者的认知形象到情感形象的转化极其显著,而低认同者的转化路径则不显著;4)方差分析显示,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体差异,而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与群体特征均无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在目的地管理启示方面,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角度,提出构建“认知形象优化—情感形象深化”的双维管理体系,以系统性提升华侨华人游客在华旅游体验质量。
摘 要:研究聚焦闽南地区乡村青年女性的社交媒体实践,构建“虚拟观众—熟人社会—算法系统”三重凝视模型,揭示数字时代凝视机制的叠加效应。同时,研究对象通过方言短视频解构都市审美霸权、建立女性互助网络实现对抗性展演,并运用“数字分身”策略平衡公私领域、转化乡村文化资本达成策略性妥协,展现数字生存的主体智慧。研究揭示,平台算法与传统父权制的共谋催生“数据父权”新型权力结构,乡村女性的文化传承实践在技术异化中演变为双重剥削:既承担地方文化数字化传播的社会功能,又陷入流量逻辑支配的数字劳动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该发现突破凝视理论的二元分析范式,为解析城乡融合进程中技术伦理悖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发展路径提供理论切口。
摘 要:中国微短剧作为新兴数字文化形态,凭借简捷内容、紧凑叙事、普适情感等特征正快速进入国际视野。微短剧“出海”是解域化与再域化的交织:一方面,通过内容脱离本土语境、平台技术的跨域支持以及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微短剧实现了“解域化”;另一方面,为适应异质文化市场,微短剧通过语言与场景的本地化、叙事与价值观的重构、用户的再解码等环节完成“再域化”。微短剧的“出海”不仅是文化输出实践,更是全球传播逻辑与本土文化特性之间持续博弈与互动的过程,折射出当代中国数字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不断调整与适应的传播逻辑。
摘 要:数字技术对文化场域的重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年传播面临代际符号褪色与文化空间解域化的双重挑战。研究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计算传播、网络民族志相关分析方法,发现数字场域在物理、赛博、精神空间叠置过程中重构了传统文化的传播生态,青年借由具身化实践形成亚文化资本积累的新路径。同时,青年积极开展符号转译和再生产,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调适:一方面,基于 Bertopic 主题聚类识别出四种再嵌入路径——文化遗产沉浸式重构、传统美学视听共创、地方文化基因激活、制度场域云端转型;另一方面,关键词共现网络揭示“中国—文化—传统”核心节点与“汉服/国风”等衍生符号的创造性联结,以及网络符号构建的资本转化链路,彰显文化再生产的动态机制。青年作为结构化主体,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度互构,这一过程既受平台资本与政策力量的制约,又在符号转置与意义升维中孕育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