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西方悲剧批评中反复出现的“悲剧”和“悲剧性”之间的争论。两者尽管被确立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但是对于理解悲剧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悲剧性”这一概念的有效性持续充满争议。“悲剧”是经验的艺术门类,自古希腊以来就存在;“悲剧性”是超验的形而上学观念,发展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性自我定义的有效工具。西方当代悲剧批评,一方面发展出多种路径持续挑战“悲剧性”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深感陷入历史遗产的无力。本文主张,当代批评的出路在于承认“悲剧性”的“创造性误读”,在历史意识的自觉中把握这种张力,让悲剧批评既扎根于历史语境土壤,又通过现代哲学的重构持续回应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
摘要:近年来,AI生成的艺术作品在艺术界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人们发出质疑:AI艺术是否已经远离艺术的本质?本文回到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围绕“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与“艺术的永久魅力”两大命题展开探讨。通过文本细读与概念辨析,厘清作为自由精神活动的“艺术”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部门的“艺术生产”的本质差异,揭示艺术的永久魅力根植于人类主体与感性世界的对象性实践。以此为基础,指出AI艺术虽具高超技术,却因割裂了艺术中“模仿-创造”的内在逻辑,缺乏主体的感性经验与历史在场,当前难以生发马克思所强调的与人类实践交织的“永久魅力”,唯有以人之主体性及其感性实践为根本前提,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才可能得以复现。
摘要: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饮食美学奠基的重要阶段,在饮食领域形成“和”的审美原则。无“味”不成食,但“和”观念的生成并非单一源于饮食“味”的体验,而是由“味”“医”“乐”共同构筑的综合性思想成果。三者通过味觉平衡、时序配伍、礼乐和同突破阴阳五行理论桎梏,揭示其作为天人合一哲学命题的实践路径,既蕴含道家“味无味”的返璞归真,又体现儒家“致中和”的礼制规范,合力推动了“和”观念在秦汉时期的成熟与定型。秦汉饮食“和”的审美特征建构了秦汉时期的审美意识雏形,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审美观,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
摘要:在前两版本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直接聚焦于存在之真理在作品中如何发生,并以希腊神庙这唯一的艺术作品为例证,而在修订并收录于《林中路》的第三个版中,其论证则增添了凡·高的《鞋》和迈耶尔的《罗马喷泉》。海德格尔选择此三件艺术作品背后的深层用意是“六经注我”,借三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阐释其艺术真理观,展现其艺术存在论之思。
摘要:文章旨在回应在当代的审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中的一个关键批评,即“审美实在论因与审美自主性不相容而错误”,并为审美实在论的立场提供了系统辩护。文章首先指出了马特兰弗斯基于康德的审美自主性的质疑,依赖于以下两个前提:审美自主性是正确的;它和审美实在论并不相容。通过分析审美证言的认识论机制,文章论证了审美自主性作为一个过强的主张并不成立,审美判断在特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基于证言作出,并通过澄清审美实在论和审美自主性的主张,揭示了审美实在论和审美自主性是完全相容的。最后,文章不仅瓦解了基于审美自主性的攻击,并从审美教育、艺术保护和学术话语等方面,阐明了维护审美实在论的实际意义。
摘要:《抵抗的美学》被誉为20世纪70年代德国文坛的“参天大树”,是彼得·魏斯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作品中,政治和艺术的探讨总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空间叙述不只是自传性回忆,更成为美学塑造手段。它通过将街道、医院、厨房、房间、瞭望台、火车站、城市等微观地点串联为宏观的叙述层面,把人物的精神状态视觉化,形成叙述结构、事件、地点与想象的交融,营造出政治与艺术交织的诗学空间,展现出20世纪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史和美学“抵抗”的意旨。
摘要:作为纪实美学的体系建构者,巴赞重新定义了影像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确立了世界电影理论的认知基石。回溯他早期电影的纪实美学探索,除开对“真实”的强调外,还揭示了在完整纪录现实下所带有的戏剧属性。电影元素中保留着对故事情节戏剧化处理的重视、场面调度下的戏剧化思维和观演关系的戏剧化构建三种维度。从巴赞有关这三个方面的论述考虑戏剧与电影之间的相互渗透,其中戏剧属性在纪实美学中更多由观众赋予,以达到对电影纪录的真实性呈现。
摘要:斯蒂格勒对于电影时间现象学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胡塞尔提出时间客体的基础上,斯蒂格勒从理论上界定了时间客体,并确立了电影时间客体的几个要素。二是“意识犹如电影”的提出,阐明了电影与意识之间高度重合的关系,为电影时间现象学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三是“电影就是记忆”的论述,指出属于第三记忆的电影已成为意识的代具,并有助于理解数字化时代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数字化时代,斯蒂格勒在继承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电影时间现象学,并从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的电影时间现象学的哲学思考。
摘要:流媒体平台的出现给传统电影发行渠道关系带来了诸多影响和转变。而电影《回妈》的院转网则是这一渠道关系转变的重要体现。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发现,《回妈》的行为是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提升所导致的一次机会主义行为。而当下的院线和流媒体依然面临着竞争所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压力。是以二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关系治理手段,提升自身对于渠道权力的把控。院线持续强化观影体验和品牌建设,流媒体则加大对产业上下游领域的渗透,共同构建动态平衡的电影产业新格局。
摘要:美育能提高人们的审美素养,更能塑造健全人格。受时尚文化影响的现代社会,美育面临四大挑战:审美标准的流动化、审美体验的浅表化、审美对象的同质化和审美活动的一般化。但是时尚也为当代美育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思路,即用流动但精致的审美对象承载深刻的主题,以轻松有趣的审美形式提高美育的亲民性,用同质但具有共鸣性的审美话题搭建美育合作平台,在充满变化的潮流中探寻美育的创新灵感。
摘要:随着“新文科”建设不断提出的学科重组与升级改造的新要求,传统的知识传授型的《文学批评学》课程已经不能满足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在“新文科”背景下探索该课程的“专题案例式”教学模式,有助于转变传统课程“理论有余,实践不足”的现状,解决学生“不会写”“不敢写”的痛点、难点。将以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章为案例,将“理论”(文学批评方法)与“实践”(文学批评写作)在讲授阶段就结合在一起,形成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学批评写作并重的新格局,实现文学批评学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的跨学科互动,培养具有广阔学科视野、擅长理论联系实践、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从而实现“新文科”建设的课程发展要求与人才培养战略。
摘要:音乐与语言作为人类通过声音进行表达的两种主要途径,在几乎所有类型的音乐表演中,细微至音型的处理、乐句的建构,宏观至谋篇布局,都不难观察到来自语言(以及对语言的“表演”——言说)的影响。尽管针对音乐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层面的比较展开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但直接从语言角度切入音乐表演实践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本文以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音乐为对象,通过对歌曲演唱与器乐演奏的多个具体案例的分析,尝试例证将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论,为声乐与器乐表演提供一种演绎依据的可行性。
摘要:“观物取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命题,是“意境”的思想根源之一。因为触及到艺术的本源,自古以来影响着中国传统文艺的创作。“观物取象”不仅影响着作品创作,还指引着作品创作时的思维方法。《只此青绿》舞剧的问世引人瞩目,“青绿腰”在春晚的出现引起国人的挑战热潮,其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不言自明,其中创新之处就是编导们独具巧思的结果——将“观物取象”与编创思维充分结合、将中国传统美学融入舞蹈编创,创新特色动作语汇,创造独特的舞蹈意境。
摘要:本文通过对民国报刊的考据,系统梳理了京剧《走麦城》从舞台禁忌到经典剧目的演变历程。笔者发现该剧因关羽“败亡”叙事与其神化形象的冲突而长期禁演。其破禁历程始于1914年夏月润兄弟在“戏曲改良”思潮下的首次演出实践,虽因剧场火灾等变数遭遇波折,却实现了观念突破;1917年后王鸿寿、周信芳等人通过创排《麦城升天》、固化演出模式,最终使禁忌彻底消解。此后该剧迅速进入市场竞演阶段,林树森、赵如泉等名家竞相搬演,各舞台在情节编排、机关布景与表演风格上形成多元版本,推动其完成从“争议新作”到“红生经典”的转化。本文认为《走麦城》的破禁历程是民国初年思想解放、上海演剧市场与王鸿寿等关键人物艺术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剧不仅拓展了关公戏的题材边界,更折射出近现代戏曲生态中艺术探索、市场机制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复杂互动,由此成为考察海派京剧创新机制的典型案例。
摘要:作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谱系中的典范,“山药蛋派”开创了政治话语与民间审美观融合的独特范式。本文在叙事学与审美文化理论的双重视角考察中,通过对“山药蛋派”文学的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还原,系统阐释该流派在人物塑造、空间叙事、语言策略等方面的美学创新。“山药蛋派”文学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流派,其作品通过方言转译机制建构的“拟民间话语”,既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在地化传播,又形成了具有晋地文化特质的审美符号体系;在叙事结构上将传统说书艺术与现代革命叙事有机嫁接,创造出地域故事性表达的叙事形态。这种创作模式不仅形塑了1940-196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审美范式,更为当下乡村振兴语境中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参照系。
摘要:新冠疫情期间,拼贴诗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开来,至今依然拥有广泛影响力。拼贴诗在创作方式上与语言形式上呈现出不同于一般诗歌的新特点,如“限制”“颠倒”“断裂”等,这些创新使得拼贴诗走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性秩序的叛逃以及语言与图像的联结,这或许已经带领我们走入新的艺术经验之中。
摘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与实施以来,文学作家们以纪实、虚构、非虚构等创作姿态积极介入乡村振兴,表现乡村面貌发生的巨大改变,“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为代表的乡村振兴小说已然形成蔚为大观的创作态势。王松以天津宁河地区为原型创作的乡村振兴长篇小说《热雪》,通过悬置“脱贫”这一情节发展前提共识使地方性和文化性在小说的叙事逻辑建构和叙事语言表现中得以充分体现,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叙述语言与文化审美情韵,实现了对乡村振兴小说叙事方式的转变。探索《热雪》的审美建构路径,对彰显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在表现“中国乡村变革样貌”方面的审美取向具有独特价值及意义。
摘要: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的女作家韩江,是韩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文学创作深植于其个人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女性的生活体验,以及对家族历史创伤的审视。她的作品精准地捕捉并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韩国社会在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性冲击下形成的复杂情感结构。小说《素食者》所讲述的并非女性罹患精神疾病的故事。女主人公的素食饮食习惯和通过植物意象化的表达不仅仅是对抽象父权的反抗,更是对整个时代集体情感结构的控诉。她无法用语言言说的,是无数韩国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感受到的无声的压力、情感的压抑和个体的湮灭。因此,《素食者》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个浓缩时代情感的档案。韩江精准地捕捉并意象化了历史中最为深刻的集体精神创伤,通过其强大的意象化书写与文学想象力批判了根深蒂固的情感结构,勾勒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植物性幻想的新兴情感结构。
摘要:《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小说叙事创新的一次成功实践。孙甘露采用现实行动线与回忆线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以革命青年的经历为载体,探讨信仰、爱情与牺牲等多元主题,将叙事的文学性与内在的思想性有机结合,呈现出革命岁月的艰辛与辉煌,凸显出时代映射下人们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与追求主题。将叙述对象、叙述视角作为独立的审美因素,通过限知与反限知视角的灵活转换,使文本既呈现出流动的艺术效果,增强了故事的悬念与张力。这部作品的叙事,展现出极具特色的创造力,同时也通过叙事传达出孙甘露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追问。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电影的儿童题材创作特征愈发明显。伊朗儿童电影通过儿童主体与原有环境的剥离、反省与呼告指涉现伊朗社会的现实性问题,实现艺术性和社会性的高度统一。首先,本文探寻伊朗儿童电影的概念、特点以及发展现状;其次,本文通过儿童心理学,特别是皮亚杰的“图式”建构主义认知理论,对儿童的主体认知产生进行分析并回应“儿童本位”论争;最后,探讨伊朗儿童电影中宗教和战争等伦理叙事,通过具体影片的分析提出世界范围内儿童电影的创作建议。
摘要:文章探讨科幻巨作《三体》在不同影视改编中的技术构建与媒介转换,在虚拟世界营造方面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对比分析2023年中国大陆版与2024年网飞(Netflix)版《三体》(3Body Problem)的技术实现,研究将跳脱出传统文学叙事与角色塑造的讨论,转而围绕两部作品三维立体世界构建、未来世界模拟中的艺术与技术融合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探讨具身智能如何通过技术具象化重构影视叙事中的身体体验,并在跨文化改编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共识。
摘要: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神话为内核,依托“空间生产”与“第三空间”理论,探索出了一条戏曲电影的革新路径。影片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对自然、家庭与精神三重空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自然空间被重构为权力博弈的“神话剧场”,数字景观则消解了镇压符号的暴力性,被升华为牺牲与等待的“情感乌托邦”;家庭空间中,白蛇僭越宗法伦理,其“拟态家庭”通过“英雄之旅”神话原型完成合法性重构,法海身份由执法者向矛盾性“父亲”的蜕变,折射传统权力结构的现代调适;精神空间中,服饰的色彩隐喻、花雨的诗意与雷峰塔的神秘意象,经由青年亚文化消费转喻为文化认同的柔性载体。该片以神话为驱动、以空间为媒介的实践,不仅激活了传统艺术的现代性潜能,还生产出保存文化多样性的“第三空间”。其意义不仅在于技术、艺术与文化的融合,更在于为戏曲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摘要:2025年春节档六部电影以英雄原型为基础,以秩序矛盾为锚点,生成了“解构秩序的英雄原型”。这一原型的出现,源于西方英雄叙事失效的契机、文化话语权构建的驱动,以及中华文化基因当代革续的内在支撑。既承载着当代跨文化传播中话语权争夺的柔性需求,又蕴含着社会语境下凝聚集体主义观念的核心价值。然而,目前这种原型创作存在叙事同质化和价值表达生硬的问题。在未来解构秩序的叙事中,需要立足英雄原型的精神内核,既深化英雄自身的内在矛盾,更要着重探索其参与新秩序建构的叙事表达。
摘要:20世纪80年代,卡里尔·丘吉尔创作了结构独特、批判色彩鲜明的代表作《顶尖女性》,这一剧作后来成为女性主义戏剧的重要文本。在这部剧作中,丘吉尔打破了所谓的“顶尖女性”神话,运用非线性叙事、多声部对话以及历史与当代并置的戏剧手法,揭示女性成功者背后的心酸。剧中历史人物与当代角色相互映照,玛琳与乔伊斯姐妹间的对立展现出女性生存处境的复杂,揭开了底层劳动者长期被忽视的付出。《顶尖女性》在戏剧形式上大胆创新,同时直指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既是对女性主义现实困境的反思,也为女性的平等与解放提供了启示。
摘要:2025年春节,《哪吒2》以超百亿的成绩居于全球票房榜第八,创造了中国电影在世界市场上的奇迹。除票房之外,其海外传播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从Facebook、Twiter粉丝自制海报示意图向外网观众解释电影中的人物剧情,再到小红书、Tiktok发起的 #Nezha2挑战赛,吸引海外用户进行二创,这些都说明了《哪吒2》在海外的火热传播现状。而《哪吒2》在全球市场的票房奇迹除了和自身精良的制作脱不开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粉丝利用互联网平台对于文化产品的解码、转译和宣传打破了原本的文化壁垒,使得中国文化、中国电影在世界内被看见,为影视作品的跨国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摘要:在我国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生态纪录片中,解说词在促进观众深化生态认知、培养生态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播音的有声语言传达更是以直接而生动的方式帮助受众深刻理解了作品的生态内涵。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这一有声语言表达具有鲜明的特点,但截至目前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中国生态纪录片传播生态知识、宣传生态政策、表达生态关怀的多层内涵,决定了其解说词的科学语言、政令语言及文学语言的多种语言样式,继而使解说词的有声语言表达呈现出平实自然辅以神秘玄妙、恢宏大气辅以踏实亲民、亲切活泼辅以深情低沉所组成的多元形态。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有利于探索并揭示中国生态纪录片赋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完成其社会时代使命的具体方式。
摘要:新世纪中国喜剧电影迅猛发展,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黑色幽默喜剧、狂欢化喜剧、公路喜剧和讽刺喜剧是新世纪中国喜剧电影的四种类型。黑色幽默喜剧具有“审丑”、缺少“温度”和缺少价值引导的特点;狂欢化喜剧具有异想天开和复调的特点。公路喜剧擅长通过主人公的性格塑造、情景营造和冲突制造来创造喜剧效果,但主题不够鲜明。讽刺喜剧批判性强,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尤为突出。喜剧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新旧更替的必然结果。
摘要:《太太万岁》是张爱玲在编剧这一身份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大众化的语言、辛辣的讽刺,影片以通俗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琐碎生活。该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却遭到了批评家们的尖锐批评;批评者否定作品的价值,认为该片不顾客观现实没有任何社会教育意义。由该片引发的批评论争,映射出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独特处境,反映了张爱玲此类“文人影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创作困境。
摘要: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央视总台新媒体节目《最牛烟火席·拜师宴》节目通过轻量化的叙事策略,实现对中华传统拜师文化与酿酒工艺的媒介转译与活态传承。节目通过叙事、符号、技术三重转译机制,将抽象的工匠精神与尊师重道的文化记忆具象为可感的地方性知识。同时,节目通过空间锚定、人物嵌入与仪式实践,深度建构地域认同,并借助新媒体语态成功俘获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自信,为主流媒体文化传播提供了“轻量不失深度、有趣不失格调”的参考范式。
摘要: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下,上海“孤岛”因其特殊的租界背景而形成娱乐文化消费的畸形繁荣。作为当时流行的大众娱乐形式,电影及其相关出版物不仅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互动空间。《中国影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周刊,其“趣味测验”与“读者信箱”栏目以高度的互动性和大众参与性,为我们理解战时上海影迷文化、媒介策略与都市消费心理提供了关键视角。通过微观史视角揭示影迷群体如何通过参与媒体实践,形塑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与公共空间,这些栏目不仅是战时上海市民情感宣泄与日常娱乐的载体,更是电影文化在乱世中存续与流转的重要见证。
摘要:本文聚焦马来西亚底层华人群体在历史、身份与身体维度上的困境与反抗。通过分析《富都青年》中无国籍华人兄弟阿邦与阿迪的个体经历,结合马来西亚殖民历史、族群分层与制度性歧视的宏观背景,揭示底层华人群体因殖民历史与移民创伤、身份悬置与身体束缚下的被压迫与被欺辱现实。《富都青年》通过底层华人形象的塑造实现了少数族裔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反离散”身份建构的实践,为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与生存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摘要:虚拟制片技术的迭代发展与流媒体视频平台内容生态持续演进,构建着“虚拟制片 + 微短剧”影像新范式。虚拟制片技术从空间建构、感知调度与情绪共鸣三个维度,调控影像空间、情绪节奏与符号体系的建构,激发了观众感官真实与情感共鸣的多维沉浸体验。在时间沉浸层面,虚拟制片以非线性叙事在微短剧有限的观演时长内强化信息密度与注意力粘性;在空间沉浸层面,虚拟制片通过数字场域生成与虚拟摄影调度构建起微短剧中超越现实的在场感;在情感沉浸层面,虚拟制片通过拟真环境的视觉引导触及微短剧观众的感知与心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