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脱党后走向党的对立面的人不同,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虽然曾一度离开了党的队伍,但是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和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李达与毛泽东都是一大代表,也是终身的战友。毛泽东非常喜欢阅读李达的哲学著作,并受到很大启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两位老战友的几件往事。 错过去延安的机会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零陵一户佃农家
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驻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等世界主要国家的使领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即将发起渡江战役,蒋家王朝已是风中残烛,摇摇欲坠。但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在负隅顽抗,并于1949年2月4日将政府南迁至广州,同时通知各国外交使节团尽快迁至广州驻节。当时,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等选择滞留南京,等待战局的变化,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使团也纷纷效仿美国。及至南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尺”。严明的纪律能够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党的统一和革命胜利的必然选择。这一时期的纪律建设历程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1921-1927):纪律建设的开端与起步 制定党的章程,专章规定党的纪律。1921年7月,党的
叶飞是我军唯一一个拥有双重国籍的开国上将,他1914年5月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的华菲结合家庭,5岁时被父亲送回家乡福建南安。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明伶俐,12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中山中学。中学期间,他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并于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传奇的革命生涯。战争年代,他叱咤风云,威震华东,名扬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解放思想、勇于担当,在政
王诤是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杰出领导者。王诤与周恩来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虽是江苏老乡,相识却不在江苏。王诤是黄埔军校六期的毕业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可他们在黄埔的时间段并无重合。那么,两人之间所谓的“三年的承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临危受命,坚守承诺 时间回到1973年初,周恩来把时任四机部部长的王诤找到中南海西花厅,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1949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起草者为毛泽东,发送范围为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线委员会,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中的军师团委,地方上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先后策划成立了两个紧密连接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机构,一个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隶属中革军委领导,对外宣告成立是1949年6月4日;一个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是1949年7月21日。这两个机构的简称都是“中财委”,跨了两个历史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及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设立问题上,还有着一段党中央完善决策
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在党的历史上,“过紧日子”既是一种方法策略,也是一个优良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三次反“围剿”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军事压迫和严密经济封锁下,中央苏区面临着物资严重匮乏、军民生活异常艰难的严重危机。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党领导苏维埃政府
1984年12月30日,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在《人民日报》发表《壮士王范》一文。惠老在文中对王范以“壮士”相称,并赞誉他“大智大勇”“千秋忠义”“曾在血与火中为争取和保卫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曾以专政的铁腕镇压过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惠老笔下的王范,就是我的父亲,他是我党政法保卫战线上的一名忠勇壮士。 “铁窗大学”毕业生 我的父亲王范原名张庭谱,曾用名张景庆、王凡,1905年6月出生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奇袭》风靡一时。影片中主人公方勇率领一支侦察队深入敌后,炸毁康平桥、断敌退路的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少有人知的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13师侦察科长的周文礼,就是方勇的原型之一。 长途奔袭作先锋 1950年11月下旬,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开始前夕,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命令38军配合另一个军歼灭韩第7师。军长梁兴初向总部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