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得深入研究和阐发。立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相关重要文献,可以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绿色文化”为内容组合实现了文化内容体系的创新,以“文化育人—文化强国—文化塑形”为功能组合实现了文化功能体系的创新,以“文化自信—文化和平—文化互鉴”为价值组合实现了文化价值体系的创新,以“‘结合’—辩证—‘双创’”为方法组合实现了文化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创新。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多重原创性贡献,既有助于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又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显著特征之一,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中,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兼重物质的改造与精神的改造、物质文明的创造与精神文明的创造、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努力满足人民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民精神富有。党高度重视激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形成和建构了伟大建党精神和以其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和弘扬了包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内的中国精神谱系;既重视精神资源的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激发活力功能,也重视其对外展示、塑造形象、提升话语的作用,重视提炼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国际话语博弈的重要支撑。推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除了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内聚民心与外展形象相统一,还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借鉴与自强、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整体与个体等重要关系。
孔子,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代杰出的历史哲学家。他的思想学说是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哲学为认知基础并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为指南。孔子的返本开新思想包括历史发展论、历史主体论、损益认知论和古今互动律。在以此四者为基本内涵的历史哲学中,“变中不变”的是历史本体、传统本质、根本的道,可以简称为“古”;“不变中变”的是历史的现象,传统的变数,指向现实的运动以及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简称为“今”。古与今互动,既是传统向现实的新生,也是本体对现象的矫正,更是“变”对“不变”的弘大。它超越地域、时空和民族国家,为人类共生存在提供了永恒的世界意义,具有引导巨变时代文明生生向前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时间观体现出时间与道的关联,这里的“道”既涉及人道,也关涉天道。孔子用时间来检验人、成就人并沟通天人,由此将时间放在天地间绵延不断的时序中加以考察,进而站在道的高度来看待时间的存在与生成,这同时呈现出时间与历史的互动,体现了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时间观念。这样的时间,是人事活动的根据,其在实践中意味着面向具体性的实践判断。因为内蕴了历史之维与个体之情,时间得以与个体的精神生命融为一体,在时空的绵延中实现人与时的交融。事实上,唯有这样的时间,才能检验和成就个体(与人道关联),并在内蕴天地时序的基础上沟通天人(与天道关联)。孔子的时间观,帮助我们反思现代人对时间的态度和看法,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时间,发掘和发挥其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重新梳理了故、利、凿三字的训诂,并指出以故旧言性、以利益为本、反对穿凿三者共同体现出道家思想的特征。“所恶于智者”是转述天下人的立场,孟子则予以辩护,是否用智才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孟子》中关于性、智的其他文本,着重考察了性、故、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双方的立场概括为“反智全性”和“求故成性”。天下人认为用智必然流于穿凿,会破坏人的本然状态,所以他们反对智谋,拘守故旧,以期保全人性。孟子则认为故虽然体现了性,但不等同于性,智的作用不可或缺,“知而弗去”即通过求故认识仁义之性为人固有,并且通过主动的存养、推扩,才能使这一本性得到充分呈现。
“中洋”这一世界区域划分法与区域概念的创制形成,在日本的“东洋学”学术史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一些学者对“东洋/西洋”中的“东洋”这一区域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发展到宫崎市定将“东洋”拆分为“东亚/西亚”两个区域,最后是梅棹忠夫明确提出和倡导“中洋”这一概念,用来概括既不是东洋也不是西洋的、包括印度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广大地区,并被学界关注和接受。有了“中洋”概念,“东洋/中洋/西洋”三分区域才能真正成立,从“东洋/西洋”二分法推进到“东洋/中洋/西洋”三分法,更新了东洋学及世界史研究的思路,有助于矫正“东洋/西洋”二元对立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中洋”这个区域概念的提出使学者们不再把那个广大区域作为东洋与西洋的边缘,而是作为“中洋”的本体来把握,大大推动了“中洋”研究,并且出现了杉勇《中洋的历史与文化》那样的专门著作。“中洋”概念的发明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思想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借鉴。
高桥和巳在日本战后文化思想史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他一方面继承了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统,一方面通过“观念性的社会派”文学创作在20世纪60年代收获了大批青年读者。这批读者中有许多人因喜爱高桥而选择入读日本各大学的中国学相关专业,他们日后成了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60年代中期,高桥遵从业师吉川幸次郎的邀请回到母校京都大学,旋即陷入了大学体制和青年学生的倾轧之中。高桥文本观照现实的创作态度和少年诗人的孤独气质成了一种时代精神,1971年高桥病逝,他的死成为日本左翼思潮褪去的隐喻。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因高桥所具有的品行、学养和时代精神而怀念高桥,这代表了他们对日本战后历史进程的反思,也构成了我们了解日本战后文化思想的重要维度。
空间不仅是青年数字劳动的载体,更成为资本实施劳动控制的关键方式,其通过日益精细化的空间控制技术,重构了劳动过程的范畴与边界。本文基于青年直播带货过程的数字民族志,揭示空间控制下的劳动主体、劳动过程及其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直播带货过程中空间实践的主体包括平台、带货主播和消费者。数字经济下,平台是被隐藏了资本运作与商品生产的控制中枢,是后台的“老板”,通过“迭代性再技能化”,制造了怀揣“老板梦”的主播们,使其自愿地从事着自我剥削的非生产性劳动实践;通过“赋能型去技能化”使消费者在“老板幻象”中从事生产性消费实践,日益成为被纳入劳动控制之中的数字劳工。青年直播带货过程在“全员老板剧班”的空间控制下展开,时间的空间化拓展了资本再生产方式,开辟了数字社会新的资本积累路径。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以“后改革一代”员工为研究对象,考察数智时代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反馈规避行为的影响,检验工作意义感和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以及宽容氛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对“后改革一代”员工反馈规避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工作意义感和心理安全感在以上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宽容氛围在以上二者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宽容氛围能够弱化领导—成员交换通过心理安全感负向影响员工反馈规避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反馈规避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为数智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如何减少“后改革一代”员工反馈规避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育儿成本不断攀升成为掣肘生育意愿提升的关键因素。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制度是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从而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制度上,现行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制度的主体、项目、标准及申报在促进生育方面的实效不尽人意。理论上,释放生育潜能与个人所得税法的量能课税原则、激励功能及税收法定原则高度契合。因此,我国应调整扣除主体并增加课税单位选择,明确扣除项目并扩充扣除范围,差异化扣除标准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育儿成本涉税信息共享与申报争议解决机制,以期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制度,降低育儿家庭的税收负担,提升家庭生育的积极性,逐渐破解人口负增长难题。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信息技术应用逐渐加重现有社会分化并形成了新的数字分层,在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后,消除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是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社会的重点任务。基于西部农村地区特殊的社会形态阐释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社会的生存表征,并以此为逻辑基点,从制度排斥下区域发展不完善、文化排斥下数字素养阙如、社会排斥下数字社会资本贫绌、本体排斥下数字身份认同匮乏四个维度厘清西部农村老年人群体数字排斥的生发逻辑,继而从顶层设计给予西部农村老年人特别关怀、赋能教育提升西部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构筑社会支持体系为西部农村老年人传递数字温暖、优化适老改造激发西部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内生动力四重视角尝试提出消解对策,以期在为西部农村老年人赋权增能的过程中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数字包容型社会的建设。
甲午战后,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四万万”话语迅速且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救亡群体反思败亡致因与政治理想表达时较为常用的概念。该话语在促进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时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救亡群体使用“四万万”思考甲午一役乃至整个中外之战的败因、性质以及中国如何御外等问题;其次,救亡群体对“四万万”代表的国民全体进行了思想与身体上的检讨,从而揭露出国民的诸多旧有属性;再次,“四万万”概念还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四万万”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互相决定的关系,“四万万”在国家中的“主人”角色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最后,“四万万”还与这一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被用以形容“种族”“中华民族”等概念。这些关于“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也标志着该话语的意蕴基本定型。总之,甲午战后,在救亡群体的话语表达中,“四万万”与战争、国民、国家、民族等密切相关,成为审视这一时期救亡图存下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时应当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中国初期,党政部门囿于当时通货膨胀尚未完全消解,为保证国家财政和民众生活的正常运转,采取了以实物为核心的本位制度,并主要体现在国家财政预结算和折实公债、折实储蓄、折实工资等方面。对实物本位货币核算体系的运用是新中国在破旧立新之际的一项适应性制度创新,是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独创。其既是对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解放区实物核算实践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其时通货膨胀严重、一元化货币市场尚未建立的主动适应,更是对公粮的实物属性和人民币的实物本位属性优势的发挥。随着统一财经工作的推进、人民币币值稳定、一元化货币市场的建立,实物本位让位于人民币本位,实物本位货币核算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