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以多领域、持续性的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为载体,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新时代特质的生产力样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诸多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能,而正在形成的具有理想状态的新质生产力,又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在我国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实践指引,二者在现阶段形成的深度交汇正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做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需要的理论创造,不仅充分释放了生产力的潜能,系统优化了我国的产业布局,同时也是在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基础上探索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有益尝试。系统梳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互动路径,对于二者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以“人的解放—文化革命—新的文化使命”为文化建设使命的新发展,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文化内容体系的新发展,以“辩证方法—两个结合—六个坚持”为文化方法论原则的新发展,以“现实的人—人民中心—人民至上”为文化价值导向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随着中国古典学的专业化和建制化日趋成熟,人们对于古典学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古典学之内涵的掘发也正在向纵深扩展。以往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不外乎有两大路向:一是偏重于西方古典学的引进和消化,或兼及古典学的在地化问题;二是借用古典学的名号,在中西比较与会通的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的文献资料做一现代化的阐述与对转。这两种路向皆立足于语文学的基础,将文献董理视为古典研究的根本任务,而忽略了文本解读的诠释学意义,也偏离了古典学发轫之初的人文主义特性。所以,除了偏向于移植性的古典学和本土格义式的古典学之外,能否找到第三种路向?它要追寻的是古典学的根本意涵之所在,要回溯古典学兴起之时的人文精神,从哲学意义上来重诂古典学的价值。诠释学的引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说明古典的意义,使原典材料的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发生融会与衔接,而这恰恰是传承与研究这些古代文献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作为一个科学哲学领域的西来概念,“范式”(paradigm)已被中国文论学界所普遍接受。实际上,中国文论自有一种潜在的“因书立功”范式观念,它植根于本土的语言与学术传统,并呈现出与“paradigm”相异的理论特色。“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知识学背景是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体系:经部孕育了范式观念的源头,子部和史部的学案体、目录体提供了范式结构的参照,集部诗文评则是文论范式的直接呈现。“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理论核心是以经典为中心,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是中国文论范式的主轴,而新典籍的经典化又赋予经典序列以开放性。“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作用方式是兼性阐释,“博雅君子”的阐释主体、“兼解俱通”的阐释方法和“兼以易别”的阐释目的,使中国文论经典得以长久地在文论史上发挥功用。通过对中国文论范式观念的考察,我们得以为中国文论范式研究寻找到本土化的学术根柢和坚固扎实的学理依据。
文章回顾了马克思-斯拉法体系的思想渊源及主要争议,对其基本模型的建构和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述评,通过与斯拉法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区分,探讨了马克思思想与斯拉法方法的兼容性问题,且对学界较为集中的批判进行了回应:马克思-斯拉法体系对斯拉法方法中错误的工资假定进行了修正,对缺失的劳动价值论内容进行了补充,该体系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长期均衡分析。同时,在联合生产、收入分配和动态分析方面,马克思-斯拉法体系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将马克思-斯拉法体系与动态和非均衡思想相结合是一种可能的研究方向。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市场价值决定的关系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首先,回顾和分析学界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问题的争论,认识到其观点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是对价值概念的界定不清晰;二是忽视社会需求和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的影响。其次,从商品内在的三对矛盾出发,基于商品生产、交换的实际过程,对平均价值、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进行区分,认识到:平均价值是一种潜在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相联系;社会价值是一种基于社会需求的价值评价,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相联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共同作用决定市场价值。最终得出结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从需求端规定了不同社会价值下的期望劳动投入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从生产端规定了不同劳动投入量创造的平均价值,只有当实际与期望劳动投入相等、平均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等时,市场价值才会实现,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理解市场价值产生实现运动发展的枢纽,研究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机理,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
和现代事件哲学悬置意义问题的一般趋势不同,利科认为事件与意义之间存在辩证关联。在他看来,事件固然以其断裂性、不可能性带来了一种绝对的激动,但这很快就会转向意义性的相对沉思,并将进入文本,成为文本之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事件的取消,相反,在文本现象学的指引下,事件—意义“作为文本”并“通过文本”获得了一种与直接遭遇事件不同的普遍性和主体性。通过文本的激活,已发生之事或者说历史事件再次发生,进而在阅读的当下重新呈现出一种事件性的效果,为主体的自我理解开启了一种柏拉图所说的“突然性”转变。这种探讨重新界定了历史的运作方式,肯定了历史之于生存的重要意义。
表达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传达内心思想的再现性行为,与身体感知无关。梅洛-庞蒂指出表达并非脱离身体的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在场身体的参与是表达发生的必要条件。表达存在一种根本性悖论:它是一种作为纯粹重复和纯粹创造之间的活动,亦是重复既有意义与创造新意义之间的矛盾运动。通过对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中的语言及意义生成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一种基于具身感知的意义理论:理解文本并非要寻求符号背后本不存在的“原意”,而是通过一个可感身体在过去、现在和理想的汇聚时刻来“实现”意义。这种意义理论表明读者并非被动的意义接受者,阅读本身是一种介于重复和创造的表达。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婴儿潮一代”出生队列冲击、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等短期冲击和长期挑战并存,养老金负担水平激增,筹资空间被压缩,区域间待遇公平性矛盾突出,制度调整势在必行。改革应理顺理论逻辑、抓住关键矛盾,立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的本质属性和抵御生存风险的基本功能,剥离掉掺杂其中的“保险”功能,转向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优先转移到现行个人养老金计划,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作为养老金水平的目标线,发挥公共财政的筹资主体责任,建立多元的筹资机制和科学的待遇调整机制。若将目前养老金水平提高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即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水平,到2035年养老金支付总额占当年GDP比重约为1%,总体负担水平是可控的。
养老服务公私主体应当依据国家辅助性原则进行责任分担。在养老服务公私主体责任分担的理论逻辑上,国家辅助性原则强调私主体,即个人、家庭与社会主体应当优先承担对养老服务的给付责任;政府应依据国家辅助性原则的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此种责任可具化为管制责任、监督责任与接管责任,通过对私主体的给付行为进行适当规制以增进公共福祉,进而实现政府从“履行者”向“担保者”的转变。在养老服务公私主体责任分担的实现路径上,一方面,应当提升私主体的给付能力并强化其自我管制,助推私主体养老服务给付责任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化合同管制手段的运用、优化监督方式以及明确政府接管的适用条件,促进政府担保责任的有效实现。
基于我国现存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数字化为切入点,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不同的数字化赋能主体入手,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要素基础—产业支撑—创新潜力三维分解,厘清数字化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继而归纳数字化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挑战,据此提出:应通过冲破公共数据共享藩篱、提升政府数字整体治理能力,加速产业数字化改造、促进与传统企业深度融合,加强公众数字素养培育、弥合数字应用技能鸿沟,进而优化要素配置、调整产业布局、加速创新收敛,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
食品安全现代化是我国驱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举措。基于赋能理论,从数字资源赋能、数字组织赋能、数字心理赋能、数字技术赋能及数字文化赋能出发,明确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现代化面临资源要素应用不足、组织链条整合不畅、健康意识培育不够、关键技术研发不力和文化价值挖掘不深等现实困境。通过数字资源要素精准应用、数字产业链条智慧融合、食品安全素养多维培育、数字食安技术研发创新和饮食文化价值挖掘传承,提出数字技术赋能中国食品安全现代化的探索路径,为夯实“强基提质能力”、践行“联农带农目标”、共创“营养健康氛围”、优化“生态治理效能”和推动“互惠互鉴进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数字金融的广泛应用能够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的资金支撑。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作用机制及非线性动态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来看,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分区域来看,数字金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数字金融能通过降低资本和劳动错配、带动消费升级两种渠道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外部环境因素中,地区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使数字金融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而金融监管水平的持续提升则会使二者间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倒U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