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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9期

本刊是我国唯一以“人文”冠名的学术理论刊物。自1957年创刊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它一贯明确倡导彪炳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文明，践行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性、思想性和原创性，以质衡文，出精品，创一流，积极地参与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程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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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改革、发展与中国经济学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改革、发展与中国经济学

内容提要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本文首先回顾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阐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成的计划经济本身潜伏着改革，并且因为其低效确实诱发了改革。最初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改革和经济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认为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确定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有企业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市场主体。文章回顾和阐述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容纳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可以解放很多曾经被当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中性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和政策。高度评价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把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更高的层次，并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从层次化走向全流程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方法论的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从层次化走向全流程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方法论的发展

内容提要　改革方法论研究是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随着我国改革进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改革方法论研究却还相对缺乏系统性、及时性的概括总结。基于改革全生命周期流程的理论视角，构建改革规划设计、改革执行实施、改革评价改进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进行系统化分析。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战略部署，分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方法论的新发展：一是在改革规划设计方法上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二是在改革执行实施方法上更加注重突出重点；三是在改革评价改进方法上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对不同时期改革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发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层次化改革方法论基础上，更加凸显全流程化改革方法论的发展特征。全流程化方法论与全面深化改革拓宽改革广度、增强改革深度的本体论相互匹配、相互适应。在新征程上，应以全流程化的改革方法论生成、放大改革绩效，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切实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转型中的政府职能变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转型中的政府职能变迁

内容提要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职能研究的核心议题。公共资源既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需要发挥政府作用，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对公共资源垄断属性的认知构成了影响市场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Ｂ县客运线路的考察发现：客运线路的垄断属性使得市场化改革无法自动达到有序竞争和有效配置。制度惯性使得政府和社会对其垄断属性的认知存在滞后效应。在此情境下，政府监管的缺位使得客运线路的市场化转型陷入治乱困境，形塑了多元主体对资源属性的认知变迁，最终走向政府监管补位下的协商共治。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政府监管的属地管理模式，催生出数字时代公共资源再分配的新形态，成为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视角。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名实相构：晚清“中国古代专制说”生成的逻辑及影响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名实相构：晚清“中国古代专制说”生成的逻辑及影响

内容提要　大致19世纪七八十年代，颇受中国知识精英关注的君民上下是否情通之事，被纳入外来的政体知识中进行论述，于是自秦朝以来君民悬隔的问题，被视为中国作为“君主”政体国家的痼疾，中国“君主”政体说初步形成。19世纪末年，流行的民权话语及衍生的相关论述，被整合入中国“君主”政体说，后者由此逐渐趋向以君权重、民权轻为主的构造。1900年前后，“专制”这一新的政体概念出现，原属于中国“君主”政体说名下的相应描述，被转接到新出的“专制”政体名下，从而迅速构造出中国专制政体说雏形。中国专制政体说最初建构的思想底色，是君与民的二元关系。构筑在这样的中国专制政体说之上的反专制话语，虽有利于打破君权迷思，但没有真正从“人”的政治主体性角度批判专制压迫，反专制背后诉求的“平等”“民主”等理念也无法真正落到“人”的层面，这说明晚清反专制、反压迫的思想解放还不彻底。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劳工”在五四：词义论争、观念变动与阶级革命的凸显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劳工”在五四：词义论争、观念变动与阶级革命的凸显

内容提要　“五四”前后，劳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又因为“劳工神圣”观念的出现与提倡，“劳工”在新文化人笔下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关切劳动问题、尊崇劳动价值的整体氛围。同时，谁是“劳工”的问题也成为新文化人的论争焦点。“劳工”因其生产能力与阶级属性而备受关注，这不仅是新文化人体认劳动价值、变革传统看法的表征，还关联着他们对彼时社会状况的判断与忧思。对“劳工”的特别关注，激发出了现代中国在革命、政治、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种种可能，也促进了民主观念的落地生根。随着时势发展，围绕“劳工问题”，阶级革命开始凸显并展开，现代中国新的革命主体也由此生成。
先秦文史新论 | 绝地天通：从神文到人文的转向

先秦文史新论 | 绝地天通：从神文到人文的转向

内容提要　商周之际，神巫阶层淡出而史官阶层突起，也带动了一场由宗教神文迈向现世人文的历史转变。许多原先已经掌握神巫、道术、礼法知识的精英分子开始觉醒，并尝试用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去思考自然、解释生活现象。《周书》凸显道德的巨大力量，用以替换神巫法术。敬畏德、崇尚德，而不是借助神巫，才是君王善治的前提。《史记》《国语》神话叙事中的颛顼或尧帝命重以司天，黎以司地，并负责制造地球，为天地开辟各自的空间，拉远天地距离，阻断神人联系。其真实目的是不允许群神分散地民灵魂的注意力，为王者政权建构和天下统御注入了德政、德治的意义规定，倒逼人类自己回归理性，不再对众神产生心理依赖，并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地天相绝之后，上古中国的天便不再有言，不再跟人类直接对话，于是天人之间便不再存在语言关系，而只存在着信仰关系。唯有天，才是人类尊崇和敬畏的对象，而不是群神。周公、孔子、庄子都致力于把司巫、男觋、女巫之流改造成为借助清醒的人文教化和礼乐规范而劝导君王、引领民众的先知先觉者，而最终使周文化从神文转向人文，挣脱昊天上帝、众多鬼神而完成主体自觉、实现身心自由。
先秦文史新论 | 《周易正义》成书过程的三种推测与思想框架的搭建

先秦文史新论 | 《周易正义》成书过程的三种推测与思想框架的搭建

内容提要　唐代官修的《周易正义》因成于众手，其纂修过程、思想旨趣难以明确知晓。但根据《周易正义》上篇、下篇、《系辞》在解释体例和思想倾向上呈现出的张力，可对成书过程进行三种推测：《周易正义》继承了两类旧疏，上篇、《系辞》继承的是思想较为接近的一类旧疏，下篇则继承了另一类旧疏；《周易正义》是原创作品，是在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分工创作的基础上，被统筹为一个具有张力的文本，统稿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张力，或在其看来这种张力并不影响文本的统一性；《周易正义》是在某种思想构建的动机的指引下，将注释技艺运用于处理不同部分的文本。事实上，孔疏在多处对上下篇的分篇逻辑进行了讨论，且坚持以天道、人事作为分篇的思想逻辑，上下篇的张力可能是这一思想逻辑在注释实践上的体现，“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本旨、天人之际的前理解，都渗透在《周易正义》的诠释实践之中。
近代西方趣味观与审美观的争峰 | 审美是一种比鉴赏高贵的行为

近代西方趣味观与审美观的争峰 | 审美是一种比鉴赏高贵的行为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品味”“鉴赏”“审美”三个词在18—19世纪美学史中的使用，辨析了三者的异同与发展路径。“品味”是主体通过感官捕捉对象感性特征的过程，它以主体生理性的先天能力为基础，能够引发感官快适，可以被视为一种初级的鉴赏活动；“鉴赏”则是一种智性活动，它超越于品味对象的实存以及由实存引发的快适，是以“表象”为直接对象，以“完善性”准则为目的，以“自由愉悦”为目的；“审美”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直观行为，同时它也是一种基于主体精神感觉与诸种理念的自由反思行为，它超越于“鉴赏”所指涉的对对象的形式认知与直观之外，着力于对对象真理性的反思，因此，审美比鉴赏有更高的“精神性”，也更自由、更高贵。
近代西方趣味观与审美观的争峰 | 以启蒙为导引：18世纪“趣味”探索的明径与暗线

近代西方趣味观与审美观的争峰 | 以启蒙为导引：18世纪“趣味”探索的明径与暗线

内容提要　如果说对趣味的关注是西方近代思想主体转向的必然结果，启蒙精神的引导则构成探索趣味理论的现实动力。从“辨别的鉴赏”到“好的趣味”，趣味概念正是沿着这一总体方向开启自身的普遍性探求。艾迪生首先将趣味指向主体自身的感性状态，尝试通过“想象的快乐”探索这一审美状态的本色；夏尔·巴托则将趣味指向艺术创作的主体法则，并通过“我说不出的什么”来呈现这一法则的独特品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由诗而来的“感性谈论”的分析，鲍姆嘉通由完善性诉求引出潜藏其中的新逻辑路径。相比于上述直面趣味主题的“明径”，新路径虽因学科诉求所内含的认知化倾向而成为“暗线”，却也得到稳定推进。回顾１８世纪以来的探索过程，以启蒙为导引的诸种路径虽未能真正离开这一思想背景，却也彰显出前行的方向，康德走出启蒙的美学独立性建构正由此而引发。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 “引领秩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论建构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 “引领秩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论建构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经验实践，正在生发出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这种社区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学者笔下的“参与秩序”和“自由秩序”，是一种作为“引领秩序”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引领秩序”接纳了“参与秩序”所主张的社区参与的重要价值和对共同体的“公”的追求，也接纳了“自由秩序”所主张的社区私人生活的正当性和法治保护下的社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引领秩序”看到了现代性作用下“参与秩序”的浪漫色彩和“自由秩序”所带来的“共同感”危机，强调通过“党建引领”来克服“参与秩序”的浪漫和消解“自由秩序”的冷漠。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 公共服务下沉的维度、模式及其内在逻辑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 公共服务下沉的维度、模式及其内在逻辑

内容提要　公共服务下沉是公共服务经纵向间政府递送至公民手中的传输过程，也是权责流转、资源吸纳、部门协同和造血运营的转型过程，更是公共服务可及性、匹配度和获得感的实现过程。公共服务下沉的效果可从需求层次难度依次增加的空间维度、质量维度和感知维度上体现出来。不同公共服务下沉模式侧重不同效果维度的价值追求，传统型公共服务下沉模式主要致力于追求空间维度上的可及性，结构型公共服务下沉模式主要在追求可及性的基础上试图提升质量维度上的匹配度，而要素型公共服务下沉模式则更加侧重在追求服务匹配度的同时提升人民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但不同公共服务下沉模式背后都有共同指向的运作逻辑，即权责结构要从借力型权责转向流转型权责、资源吸纳要从体制内资源转向体制外资源、条块关系需从垂直性赋权转向跨部门协同以及持续机制需从输血型维持转向造血型运营。
人工智能与政府监管 | 创新友好人工智能监管：目标导向与实施体制

人工智能与政府监管 | 创新友好人工智能监管：目标导向与实施体制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是一个动态创新的新技术，基于风险防控单一维度目标的监管路径模式无法实现政府监管与创新发展的平衡，甚至会产生阻碍创新以及削弱长期安全保障的风险。创新友好监管体制应成为人工智能监管的基本模式选择。创新友好人工智能监管是以促进创新发展为根本原则，以最小化创新损害为监管政策依据，通过不断完善和优化监管体制与治理体系，营造有利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生态，以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动态最优匹配。具体而言，其是以可信人工智能为基本目标，坚持基于风险的分级分类监管，着力构建创新友好监管行政体制，采用有利于创新的监管政策工具。据此，中国人工智能监管体制完善的重点是制定基础性监管法规以实现监管法治化，改革完善监管行政执法体制以提升监管正当化，建立系统应用者主动治理激励制度以增强监管合规化，实现伦理治理的全过程内嵌以突出监管软性化。
人工智能与政府监管 | 失衡与抗衡：“算法污染”的权力规制

人工智能与政府监管 | 失衡与抗衡：“算法污染”的权力规制

内容提要　“算法污染”是技术与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借助算法技术污染用户的社交场域，污染网络空间与政治系统。在“算法污染”生成的过程中，算法标签与用户标签混合产生认知污染，领域界限模糊出现用户权利污染，社交分发强化算法圈层污染，利益驱使产生算法商业污染，政府部门俘获导致算法权力污染。“算法污染”由此加深算法偏见造成话语权力失衡，算法驯化滋生信息权力失衡，算法神话破灭诱发技术权力失衡，算法权力迁移导致公权力失衡。为了更好地规制“算法污染”，从权力角度出发应以行政立法权抗衡算法自主权，以数据保护权抗衡数据交易权，以信息公开权抗衡信息控制权，以技术监督权抗衡技术使用权，以话语主权抗衡话语霸权，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约束、相互平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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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改革、发展与中国经济学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改革、发展与中国经济学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从层次化走向全流程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方法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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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转型中的政府职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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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 “劳工”在五四：词义论争、观念变动与阶级革命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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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趣味观与审美观的争峰 | 审美是一种比鉴赏高贵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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