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源自孔子的经典教育,其功能是以文传道、以文化人、以文辅政、以文抒情,承担着建构、传递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责任。这一传统在近现代以来被人为中断,以“情绪性”“文艺性”为特征的纯文学观念代替了传统文学观念,致使传统文学功能萎缩,成为一门纯粹的知识性学科。学术界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先后提出了建设国学、经学、中国古典学等主张和方案,但都与传统文化根基之学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应
摘 要: 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准则的文明,发端自多元经验文化而又反哺之。文化乃文明的源泉,文明是文化的归宿。二者往复映射,构成互为成就的有机共生关系。不同文化之间互为交叠和印证的普遍性价值,即是人类共同文明的基因与扩展性文明秩序的基质。因此,人类赖以扩大共识的更大可能性,存在于文明层面而非文化层面。以文化与文明之“双重自觉”理念视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以文化为用、文明为本。在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时代
摘 要: 考察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和诗学在西方、中东和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性关系,可以发现诗学和理论二者应被去同义化(de-synonymised),在这些文化区域中,理论与诗学的概念以不同方式形成和运作,对这些差异的分析涉及一种超越了现有西方理论假设的概念工具。当今,作为西方文化体制产物的“文学理论”,不应再固守旧有观念,而应该尊重和承认世界不同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文学传统
摘 要: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概念可以根据政治统治中的审议和说服进行重新阐释,这一活动既不受限于少数人建制式的政治视野,也不需要公民共享某种团结友爱,而是人们出于免受他者支配的意愿试图说服对方,最终持对立主张的公民能够在不给予少数人更大权力的情况下共同制定良好决策。考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学》可以发现,一方面政治统治并非最佳可能政体中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而是使得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摘 要: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 (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
摘 要: 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动物和政治共同体的论述,可以发现人所特有的自然政治性并非当代社群主义所理解的对在先的共同体公共善的积极参与和奉献,而是为了好生活的目的用语言揭示什么是善好和正义。城邦的公共善是在一种既非直觉感知共同体的目的,也非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不同利益的“政治地行动”中实现的,即在审议和说服的过程中将人们关于善好和正义相互冲突的主张,汇聚成一个全体公民都能接受的判断和决定。人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以技术创新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特征。技术创新是化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关键因素,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能。当前中国技术创新困境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以及人才资源结构性失衡等方面。为增强中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人有我强”“人强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对科技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地位、作用、与人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创新发展:推动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革命性力量凸显;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科技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科技发展的人民立场获得巩固升华和时代呈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发展有助于
摘 要: 《庄子》中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的关系,郭象、成玄英认为四者异名同实,后人杨成孚、曹础基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宣颖、高亨、冯友兰、谭戒甫等认为四者不能混同,但是论述得不够详尽,且相互不同。其实,天人、神人、至人、圣人是逐级下降的。首先,在《庄子·庚桑楚》中,天人高于圣人;在《外物》中,神人高于圣人;《达生》则指出,至人不丧己殉物,而圣人则要观察几微,谋取福利;再结合天作为浑沌一气,包含且
摘 要: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
摘 要: 王国维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不仅心事沉重心情寂寥,而且曾罹咯血之症,这或许也是其决定放弃生命的原因之一。检视文献,王国维一生可谓天生弱质而多病,这使他较早产生了生命忧虑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尽管他深谙摄生之道,却因沉潜于学术而难以自拔,由于不暇养生、无意锻炼,故其羸弱之况终身未能改变,这也导致他免疫力低下,缺乏对常规疾病的充足抵抗力。从青年时代起,王国维即因三度足疾严重到必须中断工作和学
摘 要: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的前孔子时代,随着“礼崩乐坏”的到来,形成了一批初具理论形态的乐论话语。这些话语的言说主体,或为精通乐教的卿大夫群体,或为具备专业知识的畴人群体。不过,早期乐论话语的生成,并非出于言说主体的主动理论总结,一是出自对“礼崩乐坏”政治环境的讨论,二是出自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评论时的现场发挥,三是出于诸侯卿大夫对礼乐知识的主动学习和了解,均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因而有着共
摘 要: 汉赋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关乐舞的赋文历来被视为研究美术史和艺术现象的重要资料。汉代乐舞赋以及其他诸多同时期的文论中所见对舞蹈场景丰富而细腻的描写,侧面展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高峰期的盛况。汉代乐舞百戏的兴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视听资源和丰富立体的审美视角,而文人们对舞蹈活动的参与也推动了舞蹈艺术在理论上的提升。汉代文人在赋体写
摘 要: 1960年,肯尼迪在总统大选中的一系列民权改革承诺、大量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入座运动的成功,刺激了美国民权运动直接行动的发展。1961年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发起自由乘车运动。与之前的民权斗争不同,自由乘车运动招募富有牺牲精神的志愿者,深入美国南部腹地州,挑战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该运动利用冷战的国际语境,在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区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广
摘 要: 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郭沫若正随军北伐,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其时他已经扯起反蒋大旗,并对张发奎未能东征感到失望。待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第一时间要求参加。郭沫若提出的理由较有策略性,再加上张发奎一向有“倾向共产党”的态度,遂得成行。1927年8月3日,郭沫若从张发奎的部队中出发,与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历经波折。对于这段历程同行人员后来的回忆差异较大
摘 要: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
摘 要: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
摘 要: 审美政治是当代批判理论思考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之一,包括审美平等、审美解放和审美共同体等具体问题。康德美学作为传统哲学美学的代表,在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暴露其限度。当代批判理论从康德美学出发,改造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审美平等的问题。朗西埃在感性平等的维度,将审美共通感阐释为自由运动的感性能力的普遍预设,让惯常感性分配体制下不可见的群体重新显现。巴迪欧聚焦主体平等问题,以康德不确定、无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剽窃事件频发。根据对象和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抄袭”和“窃稿”两种类型。就产生原因来看,除了“文人无行”等道德因素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刊稿制度、文化市场规则与法律监管能力等因素对剽窃事件的影响;就传播过程来看,针对剽窃事件的举发和辩论文章都以报刊等现代传媒为载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公共论域,这些文章大多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策略性,这使原本就各执己见的剽窃事件变得更加复杂